东坑1935:邓子恢脱险通道


时间: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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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坑1935:邓子恢脱险通道


东坑1935:邓子恢脱险通道

———关于1935年春邓子恢脱险的经历

□特约记者  王 坚


1935年2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的邓子恢,随同瞿秋白、何叔衡等从江西瑞金向福建永定转移,途经长汀县濯田镇梅迳村一带时被武平县钟绍葵一部及当地反动民团包围。何叔衡为不拖累战友跳崖牺牲,瞿秋白被捕后被押至长汀就义,唯有邓子恢成功脱险。

  梅迳村与笔者出生地属同一乡镇,长期以来,笔者多次实地采访亲历者和知情人,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逐步了解1935年春邓子恢脱险的经历。

东坑1935:邓子恢脱险通道

邓子恢

随行的保卫队员严碧书生前口述证实邓子恢从东坑脱险

  1996年正月,笔者在长汀县濯田镇梅迳村采访了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队员,护送邓子恢一行突围的老红军严碧书。对于这段“走麦城”的历史,时年84岁的严碧书记忆犹新。他15岁参加红军,念过随营学校,当过号兵、班长、侦察员,接受护送任务时刚满18岁。严碧书回忆———

  那天(笔者查实应为阳历1935年2月22日)下午6点左右,在长汀四都乡小金村,省政府保卫局侦察部部长召集我们开会,保卫局局长讲话,要我们30个党、团员执行一项护送任务。30个保卫队员,清一色的棒小伙子,人手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子弹也装得满满的。从装备条件看,就知道这次护送任务不一般。五位保护对象:一个戴眼镜穿皮袄,斯斯文文;一个花白胡子,六十岁上下;一个个子较高,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另外还有两位女干部。他们是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中央领导干部。局长指示要把5位“工作人员”护送到永定张鼎丞处,宣布由一位叫“丁头牌”的保卫队长带队,并要求全体保卫队员一定要服从他的指挥,谁违抗命令就枪毙谁。

东坑1935:邓子恢脱险通道

  当年护送瞿秋白一行的福建军区保卫队员严碧书

  我们借着夜色掩护出发。事先侦察得知,白军宋希濂36师已经渗透到附近村镇,在我们将要路过的濯田镇驻有匪兵正规军,在水口村驻有民团武装。所以我们非常小心,晓宿夜行,23日白天在山深林密的白水寨休息了一天。24日凌晨走到濯田的露潭村,前面就是汀江河。清晨六点来钟,有些当地的保卫队员建议在露潭歇脚、吃饭。丁头牌认为当地的保卫队员熟人多,容易走漏风声。下令抓紧时间渡江,到对岸的山村再找地方休息。

  走到庙子角(地名)附近,看见一位肩扛锄头的中年男子。我是本地人,懂得村里有些勤快的人会早早起来引水灌田,可是心里还是“咯咚”一下。糟糕, 30多人的队伍,又带着武器,那个男子不可能不惊奇,这下难保不泄露行踪。几个保卫队员赶在前面先试水深,找了处水浅的滩头开始过江。到了对岸,大家相互擦干水迹,穿上鞋袜继续前行。

  到了外小迳村,有人提出在此休息做饭。因为刚才遇上了那个扛锄头的倒霉鬼,我心里一直不踏实。这里离水口只有五华里,那里驻有民团“义勇队”,我们应该走出越远越安全。可我说不上话,队伍一夜行军、渡河,饥寒交迫,几个护送对象更是疲惫不堪。这时丁头牌说:“填饱了肚子才能行军打仗,就在这里歇脚吧。”大伙散开,各忙各的去了。事实很快应证了我的预感。就在端起饭碗刚要扒饭的时候,“啪啪”两声枪响,村口负责警戒的哨兵鸣枪示警。大伙扔下饭碗操枪上膛,迅速形成战斗队形,边打边撤,掩护“工作人员”转移。哨兵说看见敌人扛了旗,从枪声判断,绝对不止当地的义勇队。后来才知道是上杭钟绍葵的保安团正好运粮到水口,听到密报就一路追赶包抄过来了。

  我们沿着狭长的山谷向南撤退,冲到内小迳时,领导们简单碰头,建议兵分三路,瞿秋白一路向东,何叔衡一路向南,邓子恢一路向东南,保卫队员分三组掩护,分路突围。如果按照这个走法,脱险是很有可能的。可是,丁头牌转了一个不该转的弯。他手里的短枪“乓乓”两枪,刚刚分散冲出的几路人马又回到了原地。丁头牌指着右侧一座高山说:““这座山地势险峻,于我有利,我们可以据守拒敌。”我和一些本地的保卫队员大叫不妙,这座山叫牛子仁岽,我以前打柴经常来,是一座“独头岭”,背后就是悬崖,追兵一到,那是没有退路的。我们不敢不听,局长已经有言在先,必须绝对服从丁头牌的指挥,谁不服从就要执行纪律的。没办法,我们只好跟着往牛子仁岽上冲。

  战斗很快打响了,双方交火近两个小时,敌人的义勇队团丁都是当地人,山势地形熟。他们偷偷从一条叫蛇峡的山谷绕到了我们的背后。这样,钟绍葵的保安团从正面仰攻,义勇队在背后断了退路。战斗中,等在山后的反动义勇队看见瞿秋白和两位女干部冲下山,团丁一窝蜂拥上去抢劫,抢走了瞿秋白身穿的皮袄,搜走了红军干部随身带的“西纸”(白区用的钱币)。钟匪兵不一刻追赶而至,把瞿秋白押走了。

  何叔衡的体能几近极限,实在跑不动了。他不愿拖累别人,要我们向他开枪。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做,几个人挟起何叔衡又跑。慢慢地敌人开始往山顶悬崖处压缩。何叔衡脸色苍白,乘我们喘息之机,夺过警卫的手枪自尽。警卫员急忙护住手枪,何叔衡脱开控制,纵身跳落了悬崖,我们失声大叫。敌兵又近,我们匆匆忙忙只留下一块石头压在何叔衡跳崖处。邓子恢是闽西人,常年在山区活动,惯常看山势走山路,他在保卫队员的掩护下,从东坑方向趁机杀出了重围,向涂坊方向突围出去了。从小金村出发的30位保卫队员,除2人下落不明外,有28人陆续返回驻地。丁头牌由于指挥失误被处决。

  严碧书居住的梅子坝自然村现在和东坑自然村同属梅迳行政村,梅子坝距离内小迳只有5华里左右,从小在这一带出生、长大、劳作,熟知这里的地形地貌。他接受采访时间在24年前,当时耄耋之年的严碧书身体健康、思路清晰。他在回忆中证实,邓子恢确实是从东坑村成功突围。

  东坑村成为邓子恢东坑脱险的因素分析

  特殊的历史事件使东坑村成为1935年邓子恢的脱险通道,或许是历史的偶然,但深入探寻,其中也有地理交通位置和早期革命基础较好等多种重要因素。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斗态势使东坑成为邓子恢脱险的唯一通道。

  东坑村位于濯田镇的最东部,东与长汀涂坊镇丘坑村接壤,北隔刘坊村与长汀三洲镇义家庄接壤,南与长汀宣成乡林坑村接壤。当邓子恢一行受到敌人包围后,向南有美溪村谢猴子的反动民团从蛇峡方向包抄而来,向北有三洲戴步高的反动民团包围而来,向西隔着汀江河已经没有退路。唯一的“生门”就是东面的东坑村。东坑向东翻越石夫山大仁岽,自古以来就有一条千年古道通往涂坊,当地村民历来有到涂坊赴圩的传统,水口渡上岸的谷米、食盐、布匹等货物也有一部分经东坑挑运到涂坊。据邓子恢《我的自传》(1962年)记载,邓子恢于1918年因病从日本回国,不久就从龙岩东肖家中前往赣南的崇义县当店员谋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崇义工农运动。直到1927年上半年大革命失败,受到反动政府通缉才秘密潜回家乡。在长达9年的漂泊生涯中,一边谋生一边寻求革命真理。无数次往返家乡与赣南之间,而东坑正处于龙岩通往赣南的古道捷径之间,东坑村距离汀江古渡水口仅5华里。在当时没有公路的情况下,无论是步行还是乘船,邓子恢都可能路经此地,熟悉这一地区的交通情况。

东坑1935:邓子恢脱险通道

东坑自然村原福建军区红军游击队驻扎的山洞

  涂坊是张赤男、罗化成领导汀南暴动的核心区域之一,后来被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评为“第二个模范区”,原苏区长汀县委、长汀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邓子恢于1929年3月至1930年7月间,先后担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作为闽西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邓子恢工作作风深入、注重调研、亲力亲为,从涂坊通往水口古渡的主要路径应该为其所掌握。

  (二)对革命先驱的尊敬爱戴之情为东坑成为邓子恢脱险通道打下了鲜明的政治基础。

  东坑村距离长汀革命先驱张赤男烈士的家乡长兰村仅15华里,全村村民皆为雷姓。张赤男于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被选送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过广州起义,也曾在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并肩作战。1928年2月以后,回家乡组织革命斗争。据1970年1月原长汀县苏妇女部长、老苏区干部钟玉英回忆记载,东坑村的革命骨干雷义洪(乳名樟树妹)是与张赤男等喝血酒结拜盟誓的7人之一,曾经在牌楼岽参加张赤男组织的秘密会议,策划长丰(即今长兰)武装暴动。1929年2月,濯田刘坊、坪岭的反动民团袭击东坑,由于事先得知情报,东坑群众早已上山隐蔽。反动武装进入东坑村时,暴动的组织人雷义洪手举红旗站在山岗上,突然点燃了阵地上的“长龙炮”,炮声巨响,革命群众冲杀声响成一片。梅迳周围各村的群众听到事先预定的炮响,手持鸟铳、梭标、大刀直到东坑支援。反动民团以为是张赤男的队伍来了,乱了阵脚,仓皇逃窜。东坑暴动队伍一直追击敌人到凉伞桥、刘坊一带,武装暴动取得成功(据1970年《濯田人民革命斗争史采访档案》)。

东坑1935:邓子恢脱险通道

东坑村原福建军区红军游击队医院旧址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入闽,攻占长汀城,东坑村张赤男领导长汀南部农民暴动相互策应。同年5月红四军在水口“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东坑革命群众参加张赤男领导的暴动武装一直沿路策应。1929年12月毛泽东从上杭苏家坡前往汀州,途经宣成张屋铺、濯田梅迳,在小迳钟玉英家中住了一夜,曾召集张赤男、雷义洪等人开会研究革命工作(据长汀县党史办1970年采访钟玉英记录)。1930年濯田暴动成功后,东坑村也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现存有东坑乡苏维埃政府旧址雷氏鸣春公祖祠。

  闽西特委直接领导当时的长汀临时县委,邓子恢与长汀临时县委成员之一的张赤男联系紧密、感情深厚。同时也使东坑村在早期汀南革命斗争实践中成为星火燎原之地,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唤醒了东坑人民的革命斗争意识,生发了对革命先驱的尊敬爱戴之情,为东坑成为邓子恢脱险通道打下了鲜明的政治基础

  (三)白色恐怖中的“红色堡垒”为东坑成为邓子恢脱险通道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据原福建军区老红军、闽粤赣边纵队独立第七团参谋长范云龙生前回忆,1934年底主力红军北上后,东坑、梅迳一带成为长汀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的游击武装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留守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也曾在此短暂驻扎。1934年底至1935年初,长汀游击队以东坑为据点,先后攻打三洲义家庄和涂坊扁岭的反动民团。游击队负责人范鸿盛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牺牲在东坑,后埋葬在村中的弯子牌上。东坑是一条狭长隐蔽的大峡谷,当年是山深林密、易守难攻的村落。据105岁的原福建军区独立第七师宣传员邱四嫂(现居长汀县新桥镇江坊村)回忆,她曾随长汀游击队在东坑驻扎过一段时间,在此看护治疗伤病员。当年作为红军游击队临时医护所的山洞和窝棚旧址依然还保存至今。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东坑人民与红军游击队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许多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下地劳动、上山砍柴等时机,暗中为游击队传递军事情报,传送粮食、药品、电池等物资。为游击队长期坚持地下斗争、保存有生力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为东坑成为邓子恢脱险通道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加强邓子恢脱险通道挖掘宣传与开发利用的现实意义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作为邓子恢脱险通道的东坑村一直不为人所知。个别知情的东坑及邻近村民也已辞世,有待进一步挖掘梳理、严密论证。当前,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这一党史重要事实的挖掘宣传,有利于丰富地方党史资料,补充邓子恢生平事迹。对于后人缅怀革命先辈,吸取红色文化的营养,焕发奋勇前行的动力,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坑1935:邓子恢脱险通道

原东坑乡苏维埃政府旧址

  最近,龙岩市委、市政府提出“传承红色基因、奋力建设绿色新龙岩”的决策部署,为闽西老区苏区的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东坑村自然环境优美、物产资源丰富,村境内古宅、古树、古桥、古道、溪涧、田园相映成趣。东坑村紧邻何叔衡烈士殉难处,村口现已建设有何叔衡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该村距离长汀革命先驱、原红四军第11师政委张赤男烈士故居仅15华里,距离开国上将杨成武将军故居仅20华里,距离红四军“红旗跃过汀江”渡口仅5华里,距离刘坊村毛泽东故居“继节公”祠也仅5华里。加大东坑村红色旧址群(邓子恢脱险古道、长汀县委和县苏旧址、福建省苏临时住址、长汀红军游击队藏兵山洞、窝棚医院、范鸿盛烈士墓等)的保护利用,抢救红色文化遗产,开发红色教育资源,使之纳入“汀南红色文化大走廊”范畴,成为一个新兴的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吸引红色旅游和乡村休闲的人群,增加当地村民的收入,带动乡村产业链发展,是一个紧迫而实际的美好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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